Fwd: 牡丹社事件 关于台湾 维基百科

 



牡丹社事件是1874年(中国清朝同治十三年,日本明治七年)琉球王国船难者遭台湾原住民杀害,日本因而出兵攻打台湾南部原住民部落的军事行动,以及随后清日两国的外交折冲。
这是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来首次向对外出兵,也是清国与日本在近代史上第一次的重要外交事件。中国方面称之为牡丹社事件,而日本方面则称为台湾出兵或是征台之役。

日期: 1874年5月
地点: 台湾本岛
起因: 琉球人和台湾原住民冲突
结果: 大清帝国赔偿日本帝国
领土变更: 事后日本逐渐得以拥有琉球之主权

琉球王国自明朝起为中国的藩属国,其国王接受中国之册封,获准朝贡贸易的次数为藩属国中之最。由于中国长期拒绝日本进行贸易,琉球居间进行“中国丝绸—日本白银”转口贸易获得巨大利益,却也因此引起日本重视。
日本萨摩藩在关原之战后,因财政困难、局势不稳,加上欲以海外之功向幕府输诚,遂有兼并琉球之举。1609年,萨摩派遣将近三千名兵力,攻入琉球王都首里城,但德川幕府仅准许萨摩割据奄美大岛,保留琉球王室以便利用琉球对中国贸易。然而琉球王国自此丧失独立自主性,亦受萨摩藩支配。自此琉球处于“中日(萨)两属”状态,一方面接受中国册封并进行朝贡贸易,同时国政受到萨摩藩的控制[2]。
1867年王政复古,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被迫上表“大政奉还”,江户时代结束。随后的明治维新过程中,大量武士(维新时改称“士族”)失业,造成极大的社会问题[3]。于是西乡隆盛等人提出“征韩论”,主张以海外扩张来解决内政问题。但征讨朝鲜半岛在外交上困难较大,未获得日本内阁多数阁员支持,最后造成参议西乡隆盛等征韩派官员下野。日本朝廷为了安抚士族情绪,遂有出兵台湾之议[4][5]。
也有学者认为,日本政府“出兵台湾”并非仅为了缓和士族对内政的不满,而是对台湾的经济价值与战略地位有很清楚的认识,“不能将掠夺台湾资源,或侵占领土的动机矮小化。  


1871年10月18日 (明治4年,同治10年)10月一艘琉球国宫古岛向那霸上缴年贡的山原号[8], 回航时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东南部八瑶湾(即今之九棚湾),船上69名乘客溺死3人,有66人登陆。几天后遇上高士佛社原住民,54人惨遭杀害[7],死者包括仲宗根丰见亲(忠导氏玄雅)十四世孙忠导氏玄安,逃过一劫的其余12人则在当地汉人杨友旺、杨阿才营救下前往台湾府,由清政府官员安排转往福州琉球馆[7],乘船归国[9][10]。史称宫古岛民台湾遭害事件。此类事件在当时不时发生,按惯例皆由中国政府抚恤并送回琉球王国与日本政府无涉。
但日方于1871年日本明治政府“废藩置县”时,萨摩藩改为鹿儿岛县,原本为萨摩藩属的琉球王国被改隶于鹿儿岛县,1872年日本政府单方废止琉球王国,设置“琉球藩”,1873年日本政府外务卿副岛种臣向清国总理衙门提起此事时,大臣毛昶熙答复:“二岛(琉球与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次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日本拿出被害者中有四位小田县渔民的证据,又追问“贵国既然已知抚恤琉球民,为何不惩办台番?”,毛以杀人者为置之化外的生番来搪塞,副岛便言:“生番害人,贵国置之不理,我国有必要问罪岛人,因与贵国盟好,特先来奉告”,毛昶熙不察日使意图,随口回答:“(台湾)生番系我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日方遂抓住这句话柄,向“无主番界”出兵[11]。

出兵前
日本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西乡隆盛之弟)为“蕃地事务局都督”,向英、美等国租用轮船,雇用美国军事顾问李仙得(C. W. Le Gendre,又名李让礼),准备对台湾出兵,并事先派遣桦山资纪、水野遵来台调查。
但在出兵前夕,英美等国却转变态度表示反对,声明中立并拒绝租借船舰给日军。日本政府迫于外交压力决定停止此次行动,大久保利通并亲自到长崎下令罢兵。但西乡从道以“已经准备妥当”为由拒不受命,断然率领三千六百名官兵前往台湾[12],这也成为日后日本军国主义军官在战场上独断独行的滥觞,充分表现出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原型(prototype),亦即军事的先行与政治的追认[13]。著名文史学家司马辽太郎曾评论这次出兵完全是无名之师,可称为“官制的倭寇”(日语:“官�の和寇”)[1]。
[编辑]战争过程
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5月8日,日军于社寮(今屏东县车城乡射寮村)登陆[14]。5月18日到5月21日,日军与台湾原住民有小规模接触,互有伤亡。5月22日,日本陆军中校佐久间左马太率领日军150人进抵石门[15](今屏东县牡丹乡石门村)遭到原住民强烈抵抗,最后日军陆战队攀上峭壁居高临下,情势逆转,原住民败逃,牡丹社酋长阿禄古父子身亡。经此一役,多数采观望态度的原住民皆靠向日本。6月1日起日军分三路扫荡的牡丹社、高士佛社、女仍社等原住民,沿途只有小规模抵抗,占领后焚烧村屋并撤回射寮营地。7月1日,牡丹社、高士佛社、女仍社终于投降。
日军移营龟山(今车城乡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附近)长期驻扎。
[编辑]中日交涉
日本5月中旬出兵台湾,清廷随即于5月下旬派遣船政大臣沈葆桢以巡阅为名来台,主持台湾海防及对各国的外交事务。李鸿章允调唐定奎率领的淮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赴台,该部队熟习西洋枪炮,是淮军主力。当年农历九月中旬以后到十月间陆续抵台,使得双方战力情势逆转,沈葆桢的谈判地位因此顿时提升了许多[16][17]。
加上此时日军因热病侵袭,病殁650人(阵亡者仅20余人),又已耗军费1260余万日圆(尚未计算购买运兵用船舶的770万日圆),深感难以持续。于是日本政府派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赴中国交涉[1]。
当时沈葆桢及李鸿章对情势皆有清楚的判断,分别上疏表示日本急于谋和,实因情势窘迫。因此中国政府起初态度强硬,军机大臣文祥公开表示,对于日本方面要求的军费赔偿表示:“一钱不给”[18]。
但大久保商请英国公使威妥玛为调人[19],强势介入。于是中日两国在1874年9月22日签订北京专约,共有三条:
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清国不指以为不是。
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中国定给抚恤银两,日本所有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件,清国愿留自用,先行议定筹补银两,另有议办之据。
所有此事两国一切来往公文,彼此撤回注销,永为罢论。至于该处生番,清国自宜设法妥为约束,不能再受凶害。
[编辑]结果与影响

在中国方面,不言赔偿兵费,而将五十万两银钱拆成十万两的“抚恤”与四十万两的“购买道路房屋”,算是在保存颜面的情况下息事罢兵[20]。
但因为条约中有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字句,日本据此认定清国不否认琉球是日本的属地。(1875年)继续进行“琉球处分”,令琉球终止向中国朝贡,复在1879年迫使琉球国王尚泰移住东京,派军警进驻琉球,废止“琉球藩”改设“冲绳县”》,但清国并未放弃琉球宗主权对日本提出抗议。1880年在前美国总统格兰特调解之下,日本提议割冲绳岛以北归日本,宫古、八重山岛属中国,但最后中国以不义为由,并未同意此瓜分建议。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击败清朝,台湾割让给日本,无力继续过问琉球问题,琉球遂在国际默认下归属日本,但因中国与日本之间并没有签订任何条约放弃琉球的宗主权改归日本,直至今日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亦未正式与日本政府签订条约承认日本政府拥有琉球主权。
“牡丹社事件”后,清廷体认到台湾的重要性,转为积极治理台湾,增设府县,1884年爆发中法战争后,在1885年建立福建台湾省,即台湾省,并对台湾东部及原住民地区进行开发,防止外国势力以原住民治理问题进犯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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