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精神05

第29节：一个大汉学家

那么，金仆林那句著名的"东就是东，西就是西"，难道一点道理就没有吗？当然是有道理的。当你接触2+2=4时，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不一样。只有当你面临像a+b=c这类问题时，东西方之间才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要真正解决东西方之间的a+b=c问题，一个人必须具备高等数学的功底。当今世界的不幸在于远东a+b=c方程的解答，掌握在不仅统治大英帝国，而且与日本结盟的约翰•史密斯手中，但他甚至连基本的代数都不懂。东西方之间关于a+b=c方程的解答，其中存在许多未知数，因此是非常复杂困难的问题。在东方，孔子、康有为先生以及端方总督之间的理解不同，即使在西方，莎士比亚、歌德以及约翰•史密斯之间的理解也存在区别。事实上，在你解答a+b=c方程之时，你将发现其实东方孔子与西方的莎士比亚、歌德之间的差别很小；反而在西方的理雅各博士与阿瑟•史密斯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为了说明这一点，请看我下面列举的具体例子。

阿瑟•史密斯牧师，在谈论中国历史时说：

"中国的历史很悠久，这不仅表现在他们试图回到衣不蔽体的时代作为出发点，而且也体现在他们那无休止境的停滞和混乱。在他们内心中，不仅存在过去时代中那种很单调的生活，而且也包括像木头、干草和稻麦杆等那种流逝的东西。除了中国这个民族之外，再也没有其他民族能形成这样的历史了；也只有中国人的记忆才能将这样的记忆储存在他们宽厚的肚子里了。"（z-57）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理雅格博士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吧。在谈及中国23个正统的王朝历史时，理雅格博士说：

"没有其他民族的历史能如此完整和贯通了，并且就整体性而言，它是值得信任的。"

在谈及另一本伟大的中国文学选集时，理雅格博士说道："我原以为这本著作是不会出版的。但事实上，它在乾隆最后执政的第九年（47）就编辑出版了，这是在两广总督阮元的督促和资助下（同时还有其他官员的资助）。如此大规模的出版物，这充分显示了当时中国高官具有一种公益精神和对文学的追求。这一点值得思虑重重的外国人学习。"

以上我表达了下述意思。不仅在东西方存在很多不同，就是在西方的理雅格博士、那个能看出中国官员热心文学的学者，和西方的阿瑟•史密斯牧师--那个为中国的约翰•史密斯所爱慕的人之间，也是存在很多差异。

一个大汉学家

"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48)

《论语》

我最近翻阅了一下翟理斯博士所著的《翟山笔记》（49）。在读此书的过程中，我不禁又想起另一句话，那是英国驻华领事霍普金斯（50）先生所说："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在谈论起某某汉学家的时候，总是把他们当作傻瓜看待。"

翟理斯博士早已享受大汉学家的美誉。如果仅从其出版著作的数量来看，他不是浪得虚名。但是，我觉得现在是对其著作的质量和价值进行真正评估的时候了，而不能仅仅看其数量。

一方面，翟理斯博士与其他所有汉学家相比，具有特有的优势，即他具有文学天赋，能写出非常流利的英文。但在另一方面，翟理斯博士则缺少哲学洞察力，甚至有时候连普通常识都不懂。他能够翻译中文的词句，却又不能解释和理解中国的思想。在这个方面，翟理斯博士具有与中国的文人一样的特征。孔子曾云："文胜质则史"。

对于中国的文人而言，书记和文学作品只不过是他进行写书所用的材料而已。他们生活、行走于书本世界，与现实的人生活的世界没有什么联系。对于文人来说，著述立言不是实现目的的唯一手段。对于真正的学者，著述立言和文学研究只是他们解释、批评、理解和认识人类生活的手段而已。

马修•阿若德曾言："只有通过理解全部的文学--人类精神的整体历史，或者把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理解时，文学的力量才能显现出来。"但是翟理斯博士著作中，没有一句话能表明他曾经或试图把中国文学当作一个整体来理解。

正是由于哲学洞察力的匮乏，导致翟理斯博士在他的书中，在组织材料方面显得那样的无助。让我们来看看他的那本大字典，它根本一点都不像一本字典，仅仅是一本汉语词句的大杂烩。书中他的翻译，没有任何选择与组织的标准，以及顺序与方法。作为一本为学者而著的字典，他的这本字典肯定是不如卫三畏（51）博士所编的旧字典。 

第30节：色之维难

必须承认的是，翟理斯博士那本《中国名人谱》（52），的确是一本花费了巨大心血的著作。但是在这里，它同样显示出作者对普通的判断力的缺失。在这样一本书中，人们总是希望能找到即使是真正名人的一些注解。

这里有一些为国家战斗而受伤的人，还有一些在世时为圣洁的祭司，当中，有的是虔诚的诗人，曾吟唱出不逊色于费布斯的诗句，有的则是具有创造精神的艺术家，他们让人民的生活变成多姿多彩，还有一些人也留下了让人怀念的业绩。

我们发现，在他的这部"名人谱"中，他将古代的圣贤与神话中的人物混杂在一起。在他看来，陈季同（53）将军，辜鸿铭先生，张之洞总督和刘布船长之间，他们仅有的差别为：后者习惯以无数的香槟来款待外国人。

最后，翟理斯博士最近出版的这些"笔记"，我谨慎地认为，它是不会提高翟理斯博士作为一个有判断力和辨别力的学者的声誉的。里面所选的绝大部分主题，都是没有实际或人道意义。这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好像是翟理斯博士不厌其烦地写书，不是想告诉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学的任何东西，而只是向世人展示一下翟理斯博士比其他任何人更为了解和理解中国。而且，与别的场合中一样，翟理斯博士在这里也同样表现出一种缺乏哲学思维，不符合一个学者的、让人感到不高兴的武断。正是因为翟理斯博士之流的汉学家的这些特点，就如霍普金斯先生所言，那些实际上远居远东之外的外国人，留下了名不副实的笑柄，并被人耻笑为傻瓜。（z-61）

我将选取翟理斯博士最近出版的两篇文章，以此试图说明迄今为止，如果外国学者关于中国学问和中国文学的著述都缺乏人道或实际的意义，那么这种错误是否在于中国学问和中国文学本身。

第一篇文章的名字叫《何为孝》（54）。这篇文章的观点主要集中于两个中国汉字的理解。孔子的一个弟子问他"何为孝？"，孔子答曰："色难。"

翟理斯博士说："问题是，两千多年过去了，到底这两个汉字是什么意思呢？"在引证和排除了国内外相关学者的解释和翻译之后，翟理斯博士自然而然地找了它的真正含义。为了让大家看清翟理斯博士那与众不同的粗率与武断态度，我将引证他宣布他的发现的言辞。他说道：

"在上述叙述之后，就宣布它的意思就在表面上，这恐怕有点武断。但是，你必须所做的，就如这首诗所言：

弯腰时，它在那里，

但要拾起时，却悄无踪影。

"当子夏问孔子'何为孝'时，孔子简单回答：'色难'（55），色是描述它，即描述它是很困难的。好一个聪明且合适的回答。"

在此，我不想运用精确的中国语法来指出翟理斯博士的错误之处。我只想说的是，如果翟理斯博士把那汉字设想成动词的话，则在文笔顺畅的中文里，这句话将不是读成"色难"，而是"色之维难"。如果这里"色"字是作为动词，那非人称代词"之"是必不可少了。

就算是不谈语法的精确，翟理斯博士所翻译的孔子的回答，如果联系整个上下文来看，也是根本没有把握住它的实质要点的。

子夏问："何为孝？"孔子答曰："色难。（其困难是方式）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当有事需要做的时候，年轻人应该努力去做，而有酒食之时，应先让长者享用。--你真的是认为这就是孝吗？）好，上述全部观点已陈列于此--重要的不是你应对你父母尽什么义务，而在于你以什么方式，以何种精神面目去履行这种义务。

在此我想说明的是，翟理斯博士错误地认为只是在名义上履行道德义务，然而，孔子的道德教义的伟大与真正有效之处却恰恰在于此。事实上，孔子所主张的不是在于做什么，而在于如何去做。这二者的区别，也就是所谓的伦理道德和宗教之间的区别，也即仅仅作为道德家的准则与伟大的真正的宗教导师的教义之间的区别。道德家告诉你的是，什么行为是道德的而什么行为又是非道德的。但是，对于真正的宗教导师而言，他却不仅仅告诉你这些。作为真正的宗教导师，他不光要教诲人们如何去行事，而且更注重行为的内在部分，即注重行为的态度。真正的宗教导师告诉我们区分道德的与不道德的行为，这并不是在于我们做什么，而在于我们以何种方式去做。 

第31节：中国学

这就是马太•阿若德在他的教学中所说的基督的方法。当一个可怜的寡妇给他一个八分之一的小硬币时，基督提醒他的门徒的是她给了什么，而是她以什么方式给。道德家们说："不许通奸"，但是基督说："我想说的是，无论谁，当他满脑子欲望去偷窥一个妇女时，事实上已构成了强奸罪。"

同理，孔子时代的道德家认为这才是孝，即儿女们必须为父母砍材挑水，将家里最好的事物留给父母。但孔子不以为然："不，那不是孝。"真正的孝并不仅体现在履行对父母的义务，更是体现在以什么方式、态度，以及精神状态去完成这些义务。孔子说，什么是难的？用什么方式和态度去履行才是最难的（色难）。我将最后说的是，孔子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宗教导师，而不是如一些基督传教士所言，只是一个道德家，这是通过教义中的这种力量，将人的道德行为看作是内在的力量。

我将以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作为对孔子教法的进一步解释。那些受外国报纸肯定的进步官员，他们正忙得不亦乐乎。他们甚至想去欧美，试图从彼岸寻找一些中国应采取什么改革的良药。但是非常不幸，不是这些进步官员推动的改革，而是改革如何被推行将拯救中国。非常遗憾的是，我无法组织这些进步官员到欧美去研究宪法，也没法迫使他们呆在家里好好研究一下孔子。在中国，要防止目前的改革运动导致混乱、灾难与痛苦，就必须让当下这些官员真正领会孔子的教法，并且注意如何取代这种改革的东西。（z-69）

我将简要审视翟理斯博士《翟山笔记》中的另一篇论文是：《四个阶层》。

在一次招待会上，日本人末松男爵说，日本人将他们的国民分为四个阶层--士、农、工、商。翟理斯博士对此说："将士翻译成士兵，这是不对的，那是后来的意思。"翟理斯博士进一步说，"'士'最早使用的含义是指相对于警察而言的百姓。"

但是，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士"字最早的用法，是指古代中国的绅士，正如现在欧洲那些穿着制服的--佩剑贵族一样。从那之后，军队里的官兵就被称为士卒。

古代中国的平民官僚阶级，都被称为"史"。平民官僚阶级的崛起，成为统治者，是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废除的时候（公元前2世纪），此后打仗已不是士人的唯一职业了。从此，平民官僚阶级形成了与原先那种佩剑贵族不同的穿袍贵族。

武昌总督张之洞阁下曾求问于我，说外国领事属于文职，但为何穿制服时要佩剑。我回答道：因为他们是"士"。他们与中国古代那种平民官僚即吏不同，而是那种服役的士大夫，或者说是武士。总督阁下接受了我的说法，并于次日令武昌学堂的所有学生都换穿军服。（z-59-2）

由此，翟理斯博士提出中国的"士"到底是指平民还是指武士的问题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未来中国到底是独立自主，还是受人管制，都取决于中国是否拥有强大且训练有素的军队，也取决于中国那些开明的统治阶级是否永远回归到"士"字的古代含义上去，即不做文者，而是肩负武器，能够保卫自己的祖国不受外敌入侵的武士。

中国学（一）

不久前，为了赶时髦，一个传教士在他的一些文章的封面自称为"宿儒"，这导致了很多笑话。毫无疑问，这个想法当然是相当荒谬的。在整个中华帝国，可以肯定地说，还无一人还大声宣称他自己是宿儒。"宿"字在中国的意思为一个文人学者所能达到的最高境地。但是，我们常常听到，一个欧洲人被称为是一个中国学家。在《中国评论》的广告里说，"在传教士中间，高深的中国学正在艰辛地耕耘。"接着，它就罗列了一堆撰稿者的姓名，并说我们相信这些学者的所有研究都是可信与可靠的。（z-62）

现在，如果试图了解所谓的在华传教士辛勤耕耘的高深学问的高深程度，我们没有必要把德国人费希特在《文人》演讲中，或者美国人爱默生在《文学伦理学》中所提出的高标准来衡量。前美国驻德公使泰勒先生被公认为大德国学家。事实上，他也仅仅是一个读过几本席勒剧本，在杂志上发表过翻译海涅诗歌的英国人而言。在他的社交圈内，他被捧为德国学家，但他自己决然不会在印刷品中公然自称。那些在中国的欧洲人中，出版了一些省方言的一些对话或收集了一百条中文谚语之后，就立即给予这个人汉语学者的称号。当然，取一个名字到无关紧要，在条约的治外法权条款之下，一个英国人在中国可以不受惩罚地称他自己为孔子，如果这令他高兴的话。

因为一些人认为中国学已超越了早期开拓时期，马上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所以我们被引导来考虑这个问题。在新的阶段，中国研究者将不仅仅满足于字典编撰或这种简单工作，他们想写作专著，翻译中国民族文学中最完美的作品。他们不仅非常理智与论据充分去评判它们，而且决定中国文学殿堂那些最受推崇的名字。接下来，我将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考察。第一，考察一下历经上述变化的欧洲人，考察他们具备什么程度的中国知识；第二，以往的中国学家做了那些工作；第三，考察现今中国学的实际情况；最后，指出什么样的中国学应是我们的发展方向。俗话说，一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很容易把自己想象得比巨人更伟大。但是，必须承认的是，侏儒拥有位置上的优势，必将具有更加宽广的视野。因此，我们将站在我们的先人的肩膀上，对中国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做一番审查。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了与前人不一样的意见，我们希望不要被认为是炫耀。我们认为自己仅仅是利用了自身所处位置的优势。 

第32节：龙的传人

首先，我们认为欧洲人的中国知识已发生变化，这表明学习一门语言知识的难点已被克服。翟理斯博士说："以前人们普遍认为会说一门语言，特别是汉语中的方言是很难的。这种历史很早就在其他的历史小说中有所表述了。"确实，即使是对于书面语言也是如此。一个英国领事馆的学生，在北京住两年、在领事馆工作一两年后，就能看懂一封普通电报的大意了。所以说，我们很高兴地认为，如今在中国的外国人，他们的中国知识已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改变。但是，我们对超过这个界限的夸大其辞，则感到非常怀疑。

在早期耶稣会传教士之后，马礼逊（56）博士那本著名字典的出版，被公认为所有已完成的中国学研究的新起点。无疑，那部著作留下了一座早期新教传教士的认真、热心和尽责从事的纪念碑。继马礼逊博士之后的一批学者中，当以德庇时（57）爵士、郭士腊（58）博士等为代表。德庇时爵士对中国一无所知，他自己也供认不讳。他肯定讲官话，并能够不太费劲地阅读那种方言的小说。但他所拥有的那点知识，恐怕在今天只能胜任一个领事馆中的洋员职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大多数英国人关于中国知识，是来源于德庇时爵士的书本。郭士腊博士或许比德庇时爵士更为了解中国多点。但是，他却不打算做进一步了解。已故的托马斯•麦多士（59）先生在后来揭露郭士腊的自负方面做了不错的工作。以及另外这种传教士如古伯察（60）和杜赫德（61）。在这之后，我们很奇怪地发现了蒲尔杰（62）先生。在他的新著《中国历史》中，他把上述人物引证为权威。（z-63）

欧洲所有大学中最先获得汉学讲座教授是法国的雷慕沙（63）。我们现在还无法对他的工作进行恰当的评价。但是他有一本引人注目的书，它是法译中文小说《双堂妹》。这本书经利•亨德读过后，他推荐给了卡莱尔，再由卡莱尔传给了约翰•史特林。这些人读过此书之后，很高兴并说书一定是出自一个天才之手，"一个天才的龙的传人"。这本书的中文名叫《玉娇梨》，是一本读起来令人愉悦的书。但是它在中国文学中只是一个次品的代表，即使在次品中也没多高的位置。不过，令人感到高兴的是，来源于中国人的大脑的思想和想象，事实上已经通过了卡莱尔和利•亨德的心灵的验证。（z-64）

在雷慕沙之后的汉学家有儒莲（64）和波迪埃（65）。德国诗人海涅曾言，儒莲做出了一个惊奇的和重要的发现，即蒙斯•波茨尔对汉语一窍不通，并且后者也有一个发现，即儒莲根本就不懂梵语。然而，这些著作者的开拓性工作是相当大的。他们所拥有的一个优势是他们完全精通于本国语言。另一个可能要提及的法国作家是德理文（66），他做了前无古人的工作，即他的唐诗译作是开始进入中国文学的一个突破。（z-73）

在德国，慕尼黑的帕拉特（67）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他取的书名为《满族》。像所有其他德国的著作一样，这是一本无可挑剔的书。书的明显意图是要描绘出中国满族王朝起源的历史。但是，这本书的后面部分涉及到一些与中国问题的信息，据我们所知，这是用欧洲文字书写的其他书中找不到的。就如卫三畏博士的那本《中国总论》，跟《满族》相比，也只是小人书而已。另外一个德国汉学家是斯特劳斯，他是普鲁士吞并的小德意志公国的前大臣。这个老臣在离任之后以研究汉学为乐。他出版了一本《老子》的译著，并且最近出版了一本《诗经》的译著。据广东的花之安（68）先生评价，他的《老子》译本中的一些部分还是不错的。他翻译的首领颂也是流传广泛，评价不错。不幸的是，我们无法获取这些书。

上述所提及的学者都被认为是早期的汉学家，始于马礼逊博士的字典的出版。第二阶段始于两本权威的著作：一本是威妥玛（69）爵士的《自迩集》；其次就是理雅格博士的《中国经典》翻译。

对于前者，那些中国知识已经超越讲官话阶段的西方人可能会对它不屑一顾。尽管如此，它还是所有已经出版的关于中国语言的书籍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得最完美的大作。而且，这本书也是顺应时代呼唤的产物。像这种书必须写出来，瞧！它已被写出来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将现代与未来竞争的机会全部夺走了。 

第33节：重要的转折

那些必须做的中国经典的翻译，也是时代的必然。理雅格博士已经完工了，其结果是一打吓人的卷册。无论质量如何，单从工作的量来说确实是巨大的。在这些浩繁的译著面前，我们谈论起来都有点害怕。不过坦白地说，这些译著并不能让我们满意。巴尔福（70）先生公正地评价道：翻译这些经典大量依靠的是译者所生造的专业术语。现在我们感觉到理雅格博士所运用的术语是粗糙、拙劣、不充分的，并且在某些地方几乎是不符合语言习惯。这仅仅就形式而言。对于内容，我们不敢冒昧提出意见，还是让广东的花之安牧师来代言。他说："理雅格博士关于孟子的注解，表明了他缺乏对作者的哲学理解。"我们可以肯定，如果理雅格博士没有实现在其头脑中对孔子及其教义有一个完整的理解和把握，那么他是很难阅读和翻译这些作品的。尤其特别的是，无论在他的注解中，还是在他的专题研究中，都不让一个词组与句子漏掉，以此表明他以哲学整体来把握孔子教义。因此，总而言之，理雅格博士对于这些作品的价值判断，无论如何都不能作为最后的定论加以接受。并且中国经典的译者将不断更替。自从上述两本著作面世后，又出现了许多有关中国的著作。其中的确有几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但是还没有一部我们觉得已经表明中国学已出现一个重要的转折。

首先是伟列亚力（71）先生的《中国文学札记》。然而，它仅仅是一个目录，并且根本不是一本具有文学气质的书。另一本是已故梅辉立（72）先生的《汉语指南》。当然，它并不能被认为是很完善的东西。尽管如此，它确实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是所有关于中国的作品中最严谨和认真的了。而且，它的实际效用也是仅次于威妥玛的《自迩集》。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中国学家是英国领事馆的翟理斯先生。与其他早期法国汉学家一样，翟理斯先生拥有令人羡慕的清晰、有力和优美的文风优势。他所接触的每个问题，都立刻变成清晰和易懂。但是也存在一两个例外。他在选择与其笔相值的题目时并不是很幸运。一个例外是《聊斋志异》的翻译。这一翻译应当看作是中译英的典范。但是，尽管《聊斋志异》是很优美的作品，并不是属于中国文学的一流之作。（z-87）

紧接着理雅格博士工作之后，巴尔福先生最近关于庄子《南华经》的翻译，的确是抱负最高的作品。坦白地说，当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宣告时，我们的期待与高兴的程度，犹如一个英国人进入翰林院的宣告。《南华经》被公认为中国民族文学中最为完美的作品之一。自从公元前二世纪该书诞生以来，这本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几乎不亚于儒家及其学说。它对历朝历代的诗歌、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主导性的影响，这如同四书五经对中国哲学作品的影响一样。但是，巴尔福先生的著作根本不是翻译，说白一点，就是瞎译。我们承认，对于我们而言，给予巴尔福先生付出这么多年艰辛劳动的作品这样的评价，我们也感到很沉重。但是我们已经对它冒言，并希望我们能够做出更好的评价。我们相信，假如我们提出庄子哲学的准备解释的问题，那么巴尔福先生很难会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引用最新的《南华经》中文文本编辑林希冲在前言中的话："但是，阅读一本书时，必须弄明白每一个字的意思；这样你才能分析句子；在弄明白句子的结构之后，你才能理解文章的段落安排；如此，最后你就能抓住整个章节的中心思想了。"如今，巴尔福先生翻译的每一页都留下了硬伤，表明他既没有明白每一个单字的含义，如此也没有正确分析句子的结构，并且没有准备地了解段落安排。如果以上我们所假设的陈述能够证实的话，正如他们也很难以被证实，则只要看看语法规则，就能非常清楚地知道巴尔福先生未能把握好整篇作品的中心思想了。（s-16）

但是，当今所有的中国学家都倾向于把广东的安之花牧师摆在第一位。尽管我们并不认为安之花先生的工作比其他人的作品更具有学术价值或文学价值，但是我们发现，他的每一个句子都展示了他对文学和哲学原则的把握，而在当今的其他学者当中则是不多见。至于我们以为的这些原则是什么呢？这就应该留本篇的下一部分再谈论了。到时候，我们希望能够阐明中国学的方法、目的和对象。 

第34节：智力匮乏

中国学（二）

花之安先生曾言，中国人不懂得任何科学研究的系统方法。然而，在中国的一部经典著作《大学》里，这部著作被大部分外国学者看作是一部"陈词滥调"，提出了学者进行系统研究应遵循的系列程序。研究中国的学生或许再也没有比遵循这部著作的课程所能做得更好了。这种课程就是，首先从个体的研究开始，接着从个体进入家庭，然后再从家庭进入政府。

因此，首先对于一个研究中国的人来说，必不可少的一步是理解中国个人行为原则方面最基本的知识。其次，他还必须审视一下，在中国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家庭生活中，这些原则是如何得到运用和贯彻。第三，完成以上工作之后，他才能将国家的行政和管理制度作为他的注意对象和研究方向。当然，正如我们所指出的，这个研究程序只是能大致得到贯彻。如果要彻底地贯彻它，那就需要耗费学者几乎是一生的精力，锲而不舍地去追求。但是，毫无疑问，一个人只有非常熟悉上述这些原则后，他才能有资格称得上是中国学家或者自认为有很深的学问。德国诗人歌德曾说："正如同在自然的造化中一样，在人的作品中，意愿才是真正值得注意和超越一切之上的东西。"研究民族性格，最重要的和最值得注意的也是这个方面。这就是，不仅要注意一个民族的活动和实践，也要关注他们的观念和理论。必须弄明白他们是如何区分好与坏的东西，以及这个民族以何种标准划分正义和非正义。他们如何区分美与丑，智慧与愚笨等。这也就是说，那些研究中国的人应该考察个人行为准则。换句话说，我们要表达的是，研究中国，你必须懂得中国人的民族理念。如果有人提问：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的回答是，去研究这个民族的文学，从中透视出他们最美好的民族特性，同时也能看出他们最坏的性格一面。因此，中国人权威的民族文学，应该是吸引那些研究中国的人的注意对象之一。这种预备的研究是必须的，无论是作为一种研究必经的过程，还是作为达到目标的手段。接下来，让我们来看如何研究中国文学吧。（z-66）

一个德国作家曾言："欧洲文明的基础是希腊、罗马和巴勒斯坦文明，印度人、欧洲人和波斯人都属于雅利安人种，因此从种族上说，他们是亲戚关系。中世纪，欧洲文明的发展受到同阿拉伯人交往的影响。甚至直到今天，这种影响仍然存在。"但中国文明的起源、发展，以及存在的基础，同欧洲文化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对于研究中国的外国人来说，要克服因不了解中国的基本观念和概念群所带来的不便。这些外国人有必要运用与自己民族不同的中国民族观念和概念，而且应在自己的语言中找到对应物。如果缺少这些对应物，就应该分解它们，以便将他们归入普遍人性当中去。例如，"仁"、"义"和"礼"，在中国的经典中不断出现，英文一般翻译为"benevolence"，"justice"，和"propriety"。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推敲这些词语的内涵，那么就会发现这种翻译不是很合适。英文的对应词并不能囊括汉字的全部含义。此外，"humanity"一词可能是被翻译为"benevolence"的中文"仁"字最恰当的英文翻译。但这时的"humanity"，应该从不同于英语习惯用法中的意义理解。冒险的译者，可能会用《圣经》中的"love"和"righteousness"来翻译"仁"。可能这一翻译比别的任何认为表达了词的含义，同时也符合语言习惯的翻译更好些。然而，现在如果我们把这些词所传达的理念分解为普遍的人性的话，我们就会得到他们的全部含义，即"善"，"真"和"美"。

此外，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学，一定要把它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去研究，而不能像目前绝大部分外国学者那样，把整体分割，毫无计划与程序进行研究。马太•阿若德先生曾言："无论是人类完整的精神历史，即全部文学，还是仅仅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要将文学的真正力量体现出来，就必须把它们作为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来进行研究。"但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研究中国的外国人中，几乎没有什么人将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正因为如此，他们很少认识其价值和意义，事实上几乎没有人真正是行家。那种理解中国民族性格力量的手段也微乎其微！除里雅格等少数学者外，欧洲人主要通过翻译一些不是最好的、最平常的小说，来了解中国文学。这就比一个外国人评价英国文学时，依靠的是布劳顿女士的著作，或者是小孩与保姆阅读的小说一样可笑。在威妥玛爵士疯狂指责中国人"智力匮乏"之时，毫无疑问他的头脑中肯定是装着中国文学的这些东西。 

第35节：舍生而取义

另一种批评中国文学的奇特评论是，认为中国文学是极其不道德的。这事实上是指中国人不道德，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外国人也异口同声地说中国是一个不讲信用的民族。但事实并非如此。除前述那些很一般的翻译小说之外，之前研究中国的外国人的翻译，都是把儒家经典作品排除在外。除道德之外，这些儒家经典作品中当然还包括其他的东西。基于尊重巴弗尔先生的考虑，我们认为这些作品中的"令人敬佩的教义"，并非是他所评论的"功利和世故"。在此，我仅举两句话，来向巴弗尔先生请教它们是否真的是"功利和世故"。孔子在回答一位大臣时说："罪获于天，无所祷也。"另，孟子云："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s-7）

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将话题扯远点，以示对巴弗尔先生的评论的抗议。因为我们认为，在中国，那种如"上古的奴隶"、"诡辩的老手"等尖酸的词语，从不用来评论一部哲学著作，更不用说用来评判那些圣贤了。巴弗尔先生可能被他对"南华"先知的敬仰引入了歧途。而且，他期望道教应优越于其他传统的学派，所以他在表达上误入歧途。我们确信，他的那些沉着的评判应受到声讨。

让我们言归正传。我们已经说过，必须将中国文学看作一个整体而加以研究。而且，我们已经指出，欧洲人习惯于仅仅从与孔子名字有联系的那些作品，来形成他们的判断。但实际上，孔子的工作仅仅意味着中国文学刚刚起步，自那以后，又历经18朝、两千多年的发展。孔子时代，对于写作的文学形式的理解还不是很完善。

在此，让我们来谈谈，在文学研究中必须注意的重要一点，这一点已被迄今为止的中国学研究者忽视了，即文学作品的形式。诗人华兹华斯说："可以肯定，内容是很重要，但内容总要以形式表现出来。"的确如此，那些与孔子的名义相关的文学作品，就形式而言，并未伪称其已经达到完美的程度。他们被公认为经典或权威作品，在于它们所蕴涵的内容价值，而非因它们文体优美或文学形式的完美。宋朝人苏东坡的父亲曾评论道，散文体的最早形式可以追溯到孟子的对话。不过，包括散文和诗歌在内的中国文学作品，自那以后已发展出多种问题和风格。比如，西汉的文章不同于宋代的散文，这跟培根的散文与爱迪生、歌德米斯的散文之间的区别如出一辙。六朝诗歌中，那种粗野的夸张和粗糙的措辞同唐诗的纯洁、活力和出色完全不一样，这就如济慈早期诗歌的粗暴与不成熟，不同于丁尼生诗歌的刚健、清晰与色彩适当一样。

如前所述，一个研究人员只有用人民的基本原则与理念武装自己，才能将自己的研究目标设定为这个民族的社会关系。之后，再观察这些原则是如何被运用和执行的。但是，社会制度、民族的礼仪风俗并非像蘑菇一样在一夜生成，它们是经过若干世纪的发展才成今日之状。因此，研究这个民族的人民的历史是必须的。然而，现今欧洲学者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仍然一无所知。蒲尔杰博士的新著所谓《中国历史》，或许是将中国那样的文明人书写出来的最差的历史了。这样一种历史，如果是写衙门的西南非洲霍屯督人，那还或许可以容忍。这种中国历史的著作出版的事实，也只能表明欧洲人的中国知识是多么地不完善。因此，如果对中国历史都不了解，那接下来对中国社会制度的评判又如何可能正确呢？基于这种知识基础之上的作品，如卫三畏博士的《中国总论》等其他关于中国的书，它们不仅对学者毫无价值，而且还会误导大众读者。以民族的社会礼仪为例。中国无疑是一个礼仪之邦，并且将之归因于儒家的教化也无过。现在，巴尔福先生可以尽情地谈论礼仪生活中虚伪的惯例。然而，即使是翟理斯先生所称的"外在礼节中的鞠躬作揖"，也是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即我们所定义的美感的人性方面。孔子的一个弟子曾言："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在经书别处又说："礼者，敬也。"现在我们看到，很明显，对一个民族的礼仪与风俗的评价，应建立在对该民族的道德原则知识之上。此外，我们研究一个国家的政府与政治制度，即我们所说的研究者最后研究的工作，也应建立在对他们哲学原理和历史知识的理解基础之上。（z-68） 

第36节：战争的出路

最后，我们将引用《大学》，或外国人所称的"陈词滥调"中的一段文字来结束全文。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此为本文所表达的中国学的含义。

这篇关于汉学的文章，书写并发表在1884年上海的《字林西报》上。

附录：

群氓崇拜教或战争与战争的出路

法兰西的不幸实在是太可怕了，"在上者"该好好反省一下；

但更加紧要的是，"在下者"应认真考虑它。

如果"在上者"被推翻，那谁来保护保护互相争斗

的"在下者"，"在下者"已成为"在下者"的暴君。--歌德（Frankreich'straurigGeschick,dieGrosser!mogen'sbedenken,AberbedenkenfiirwahrsollenesKleinenechmehr;GrossengingenzuGrunde;dockwerbeschittzedieMengeGegendieMengefDa-warMengederMengeTyrann.--Goethe）

剑桥大学的罗斯•迪克逊在他的一篇题为《战争与战争的出路》的文章中，意味深长地说："只有当英格兰、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普通男女、工人用他们的双手和智慧，向曾经且再三把他们带入到灾难之中的统治者呼吁：'别再战了！别再战了！你们这些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你们彻头彻尾地将历史带入痛苦之中，你们掌握着人类的命运，但将人类带入了地狱！我们要彻底与你们决裂。你们随意压榨我们的每一滴血汗。再也不能这样了。你们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欧洲必须从战争中走出来，这欧洲是我们的欧洲。'只有这样，欧洲才有希望（他指欧洲的文明）。"

这是现代欧洲的一个社会学家的梦想。但是，这种梦想恐怕是永远无法实现。我坚信，当欧洲各国的人民把他们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赶下台，正要亲手处理与其他国家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之时，在这些问题处理之前，恐怕是每个国家都处于战乱纷争的处境之中了。让我们来看看大不列颠的爱尔兰事件吧。爱尔兰的平民百姓，在试图自己决定和战问题，甚至争取自决的问题上，便发生了势不两立的尖锐冲突。如果这个时候，不是由于这场更大战争的来临，他们将继续自相残杀。

现在，为了给这场战争寻找一条出路，我们必须首先找到这场战争的起源与缘由，并明确谁应该对这场战争负责任。迪克逊教授试图让我们相信，正是那些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把平民百姓带入了灾难之中，带入了战争的地狱。但是我认为，我能证明并不是那些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把平民百姓带入战争之中，而恰恰是那些平民百姓，驱使和推动那些可怜无助的统治者、军人和欧洲的外交官们走向了战争的深渊。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实际的统治者--现代欧洲的皇帝、国王和共和国总统们。目前不争的事实是，大概除了德皇外，其他国家的实际统治者都没有说什么挑起战争的话。事实上，现代欧洲的皇帝、国王和共和国总统们的言行受到《自由大宪章》的制约--这些实际统治者在国内，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共事物都没有发表什么言论。那个可怜的大不列颠国王乔治，为了防止爱尔兰事件（73）发展为国内战争时，他试图发表一番言论，但大英帝国的全体平民百姓都叫他闭嘴。而他居然通过首相向平民百姓道歉，表明他只是尽一个国王防止战争的义务。事实上，当今欧洲的统治者只不过是一些被供奉起来的尊贵偶像，他们只不过是些掌管大印、并给政府公文签字。因此，就他们的国家政府而言，他们只不过是一些装饰性的人物，并没有他们自己的意志。我们怎么能说这些统治者应对战争负责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那些被迪克逊教授以及每个人都谴责应负战争罪责的军人们。罗斯金（74）在屋尔威兹向军官预备队讲演时说："现代制度的致命弱点在于它夺走了民族最好的血液和力量，夺走了所有的骨髓，即勇敢、不计回报、不怕艰难和忠诚，而把民族变成了沉默和怯弱的钢铁，成了一把纯粹的刺刀。另一方面，却有保留了最糟糕的成分，如怯弱、贪婪、淫荡和背叛，将这些奉为权威并优先使用。然而，其中却无一丝思想能力。"罗斯金继续向英国士兵说道："保卫英格兰的誓言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你一成不变地执行这一制度。如果你只是站在店门之外，而保护里面骗钱的购物小孩，那不是一个真正的士兵。"现在我想，那些谴责军国主义和普鲁士军国主义的英国人，包括那些真正的英国士兵在内，都应该好好阅读和思考一下罗斯金所说的话。但是这里我想说的是，上述罗斯金所说的话中可以明显得出：不管是在政府还是国家事物的操作上，如果欧洲的统治者都没有发言权，那么那些军人就绝对没有说话的权力了。罗斯金在巴拉科拉维的演讲中，谈及了这场战争中真正的可怜士兵："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但只有去送命。"事实上，今天欧洲的统治者已成为被供奉起来的纯粹装饰性偶像，而欧洲的士兵则已经变成了相当危险的机器人。就他们国家的政府而言，那更是一些没有自己的意志的机器人了，那又怎么能说欧洲的士兵应该对这场战争负责呢？ 

第37节：无畏战舰

最后，让我们来审视一下反对欧洲外交官们的事例吧。根据政府理论，欧洲的《自由大宪章》，外交官--一个国家的掌管政府与公共事物的现任政治家和部长，他们仅仅只能去执行人民的意愿。换言之，仅仅去做国内的平民百姓告诉他们做的事情。因而，我们看到外交官、现在欧洲国家政府中的政治家和部长们，都已经变成了机器，一种说话的机器。事实上就如木偶戏演出中的木偶。那肿胀的木偶是没有自己的意志的，他们或上或下，都是由平民百姓摆布。这种没有灵魂的木偶，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自己自主的意志。所以，我们如何又说外交官们--欧洲各国的政治家和部长们应对这场战争负责呢？（z-78）

我认为，事实上最奇怪的事情是，今日欧洲国家的政府中实际上掌管政府事务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或者政治家和行政部长，他们都不准有自己的意志，都不允许有任何权力做有利于民族安全与利益的事。而正是那些平民百姓--《爱国时报》的编辑约翰•史密斯，亨德史弟兹的博布斯，曾为卡莱尔时代的香肠和果酱制造商，而今则是巨大的"无畏战舰"的主人，高利贷者摩西•拉姆--他们都有足够的权力，在国家政府中有自己的意志和说话的地方。事实上，他们拥有告诉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怎么做是有利于民族的利益和安全的权力。因此，如果你深入了解一下这事，你就会发现正是这三种人--约翰•史密斯、亨德史弟兹的博布斯、摩西•拉姆应对这场战争负责。我在这里想指出的是，正是这三种人，制造了可怕的现代战争机器--欧洲的现代军国主义，并且正是这可怕的机器又挑起了战争。

但是，现在你会问我，为什么在任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会如何怯弱退让，转而支持上述三位呢？我的回答是，因为平民百姓--甚至是那些良民，如教授迪克逊也没有忠心支持他们国家的在任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反而是与约翰•史密斯、博布斯和摩西•拉姆站在一起，反对政府。平民百姓支持他们，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因为他们告诉民众他们是属于平民党派；第二，欧洲各国民众从小就接受"人性本恶"的教育，即无论什么人，无论何时赋予他权力，他都会滥用。甚至，一旦人们能够去抢劫和谋杀他的邻居时，他肯定会去。实际上，在此我想说约翰•史密斯、博布斯和摩西•拉姆三人之所以能利用民众，迫使在位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制造可怕的现代机器，并挑起了这场恐怖的战争，这是因为欧洲的平民百姓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总是自私和怯弱的。

因此，如果你追根溯源，你将会发现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不是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甚至也不是约翰•史密斯、博布斯和摩西•拉姆，而实际上正是如迪克逊教授自己本人等那些良民。迪克逊教授可能会对此不满，并反驳道：我们平民百姓并不希望这场战争。然而，谁希望这场战争呢？我的回答是，没有人希望这场战争。好了，是什么导致了这场战争的爆发？我的回答是，是恐惧，群氓的恐惧。去年8月，俄国那种由欧洲民众推动的可怕的现代机器开始运动之时，这种恐惧便掌控了整个欧洲的广大平民百姓。总之，我认为正是恐惧--群氓的恐惧，今天在欧洲民众之中传播的那种恐惧，控制了瘫痪了欧洲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的大脑，使他们绝望无助地发动了这场战争。因此，我们看到，并非迪克逊教授所言，是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把平民百姓引入了这场灾难之中，而是平民百姓自己--自私、胆怯，以及在最后关头惊慌失措，平民百姓的胆怯和恐惧把那些可怜无助的统治者、军人和欧洲外交官们推向了这种深渊，推向了战争的地狱当中。我在此确实想说的是，如今欧洲那种悲惨的毫无希望的局面，其根源在于此时正处于战争状态中的各国在位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的那种可怜的、令人同情的无能为力。（z-80）

我在上文所述中，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要想保持现在和未来欧洲的长久和平，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迪克逊教授说的让民众参与政治，而是把他们从政府中永远赶出去。这些平民百姓是乌合之众，他们太自私和太胆怯了。无论何时面对和平或战争，都是恐惧不已。换言之，如果要在欧洲保持和平，我认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护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不让他们受到民众的骚扰，免受群氓的困扰--那些乌合之众的恐惧，只会让他们更加感到无助。事实上，先不说将来，如果要把目前欧洲从困境中挽救出来，我认为只有一条路径可行，即首先拯救处于战争状态中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把他们从目前的无能为力中拯救出来。我希望在此指出，欧洲目前的悲惨无助局面，在于每个人都希望和平的到来，但是没有人有勇气与力量去制造和平。因此我说，我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从目前的无助中拯救出来。并找出一些赋予他们权力的手段--运用这些权力去争取和平。所以，我认为只有一条路可走，即为了欧洲人民--为了欧洲人民不再开战，就必须撕毁目前的宪章，即《自由大宪章》，并制订一个全新的宪章--正如在中国，我们这里的良民宗教所赋予我们中国人的"忠诚大宪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