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智慧是求真，中国的智慧是欺诈
陈凯 按： Kai Chen's View:
求真的前提是"信真"。 一个"不信真实"而"只信强权"的文化/社会逻辑地就会是一个"以欺诈为生/为荣/为智"的虚无文化/社会。 这就是为什么基督精神中的精髓 - 求真/信真必须成为中国未来社会的主导。 英文语言是"求真"的必要工具。
To seek truth, one must first believe that there is "truth". Faith in truth and justice becomes prerequisite for a "truth seeking" society. Logically, a nihilistic society that does not have faith in truth and justice will take deception as the ultimate wisdom. That is why Christian value of "Only truth shall set you free" must be first established in a post-communist China. And English language must be the tool in such a "truth seeking" culture/society.
西方的智慧是求真，中国的智慧是欺诈
West vs. Chinese = Truth vs. Falsehood
作者: 许锡良
星期一, 04/01/2013 - 14:51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要探究清楚这一原因，除了他已经说过中国专制皇权文化所衍生出来的专制制度的荒唐之外，还有思维方式上的原因。一种文化的核心部位其实就是两个方面，一是价值观，二是思维方式。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决定了文化中的其他部分，包括制度的建立。不同文化观念的人，即使所建立的建筑也会体现其文化的精神。比如，中国的建筑特点就是要求左右对称，屋檐常常是勾心斗角。会场的设置也常常是围绕着一个核心，栉比鳞差、层层环绕。不管这个核心叫什么，总之必须有一个这样的角色。要是让中国人在圆桌上开会，中国人就不知道怎么做了，因为，那样就会群龙无首，乱成一团。在中国人这里，开会的目的其实并不是真的是为了讨论事项，而是宣布事项的结果。真正的讨论与博弈，早已经在幕后密室里完成了。古代皇帝的所谓朝会，其实也是这样的。真正的讨论与博弈早已经在以皇帝为核心的三五个重臣之间在密室里完成了，其他的文武百官只不过是例行公事地到朝廷里站站，听听结果而已。
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人只有服从权力的习惯，而没有服从真理的习惯。要中国人探求真理，还不如去死了好。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里面需要讲什么道理吗？有据理力争的空间吗？完全没有的。一个人权势特别显赫的时候，即使皇帝面对这种权势的威压也要服从"指鹿为马"的气焰。一切都由权力安排好了，大家根本不用再费心操神，各安其命，各就其位就是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思不出其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屁股决定了脑袋。
说到底，西方人追求的是真理，探求的是真相，他们在探求真理，追求真相的问题上，可谓是殚精竭虑，耗费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最早是由亚里斯多德著有《工具论》，后来又有培根的《新工具》，为了探求真理，他们把思想的工具一再改进，因为唯有思维方法的改进，他们的认识才能够更进一步。因此，他们的智慧其实就是围绕着求真而来的。谁能够探求到更多的真相、真理，谁就是真正的哲人智者，谁能够利用真相、真理为人类服务，谁就是真正的智慧之人。因此，他们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这些人推上了大智大慧之人的宝座，成为后人崇敬与学习的榜样。
然而，中国人的智慧就是用来欺诈的。孔子是中国人中最早公开宣扬欺诈有理的人。在《论语·子路第十三》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作了告发，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正直的行为；但在孔子看来这却是一种丧德败行。孔子主张父亲应替儿子隐瞒罪行，儿子也应替父亲隐瞒罪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父慈子孝的道理。其实现代法治精神里，遇到亲情关系的案件，既不能够采信子告亲的证据，鼓励告亲，也不像孔子那样"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式的"亲亲相隐"，而是要贯彻一条原则就是避嫌。一切不是靠告发，而是要靠证据来定罪。但是，靠证据而不是靠口供，就必须学会寻找证据，这个过程就要学会逻辑推理，学会用实验与测量以及医学解剖的知识与技能来寻找犯罪证据。可惜，中国文化在逻辑推理、实验、测量与其他科学知识方面几乎完全被忽略，因此遇到类似子告亲的案件，只好作出两种极端的选择，要么完全鼓励亲人之间互相告发，要么就完全采用包庇隐瞒真相的办法。说到底还是因为中国文化在追求真相与真理问题上的能力太弱了，而这种能力的欠缺又与中国人的圣人教导是密切相关的。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实就是企图用蒙昧的方法，防止人们利用自己的心智与朴素的逻辑以及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去追求事物的原理与真相。孔子一生只讲礼，也就是讲上下尊卑的秩序，从来未曾探求过什么真理真相，相反，他还利用职权以五条莫须有的言论思想罪杀害了同僚少正卯，为杀害中国那些敢于较真，敢于追求真理的人提供了绝妙的借口，作出了一个十分恶劣的榜样。
求真的前提是"信真"。 一个"不信真实"而"只信强权"的文化/社会逻辑地就会是一个"以欺诈为生/为荣/为智"的虚无文化/社会。 这就是为什么基督精神中的精髓 - 求真/信真必须成为中国未来社会的主导。 英文语言是"求真"的必要工具。
To seek truth, one must first believe that there is "truth". Faith in truth and justice becomes prerequisite for a "truth seeking" society. Logically, a nihilistic society that does not have faith in truth and justice will take deception as the ultimate wisdom. That is why Christian value of "Only truth shall set you free" must be first established in a post-communist China. And English language must be the tool in such a "truth seeking" culture/society.
西方的智慧是求真，中国的智慧是欺诈
West vs. Chinese = Truth vs. Falsehood
作者: 许锡良
星期一, 04/01/2013 - 14:51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要探究清楚这一原因，除了他已经说过中国专制皇权文化所衍生出来的专制制度的荒唐之外，还有思维方式上的原因。一种文化的核心部位其实就是两个方面，一是价值观，二是思维方式。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决定了文化中的其他部分，包括制度的建立。不同文化观念的人，即使所建立的建筑也会体现其文化的精神。比如，中国的建筑特点就是要求左右对称，屋檐常常是勾心斗角。会场的设置也常常是围绕着一个核心，栉比鳞差、层层环绕。不管这个核心叫什么，总之必须有一个这样的角色。要是让中国人在圆桌上开会，中国人就不知道怎么做了，因为，那样就会群龙无首，乱成一团。在中国人这里，开会的目的其实并不是真的是为了讨论事项，而是宣布事项的结果。真正的讨论与博弈，早已经在幕后密室里完成了。古代皇帝的所谓朝会，其实也是这样的。真正的讨论与博弈早已经在以皇帝为核心的三五个重臣之间在密室里完成了，其他的文武百官只不过是例行公事地到朝廷里站站，听听结果而已。
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人只有服从权力的习惯，而没有服从真理的习惯。要中国人探求真理，还不如去死了好。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里面需要讲什么道理吗？有据理力争的空间吗？完全没有的。一个人权势特别显赫的时候，即使皇帝面对这种权势的威压也要服从"指鹿为马"的气焰。一切都由权力安排好了，大家根本不用再费心操神，各安其命，各就其位就是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思不出其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屁股决定了脑袋。
说到底，西方人追求的是真理，探求的是真相，他们在探求真理，追求真相的问题上，可谓是殚精竭虑，耗费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最早是由亚里斯多德著有《工具论》，后来又有培根的《新工具》，为了探求真理，他们把思想的工具一再改进，因为唯有思维方法的改进，他们的认识才能够更进一步。因此，他们的智慧其实就是围绕着求真而来的。谁能够探求到更多的真相、真理，谁就是真正的哲人智者，谁能够利用真相、真理为人类服务，谁就是真正的智慧之人。因此，他们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这些人推上了大智大慧之人的宝座，成为后人崇敬与学习的榜样。
然而，中国人的智慧就是用来欺诈的。孔子是中国人中最早公开宣扬欺诈有理的人。在《论语·子路第十三》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作了告发，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正直的行为；但在孔子看来这却是一种丧德败行。孔子主张父亲应替儿子隐瞒罪行，儿子也应替父亲隐瞒罪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父慈子孝的道理。其实现代法治精神里，遇到亲情关系的案件，既不能够采信子告亲的证据，鼓励告亲，也不像孔子那样"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式的"亲亲相隐"，而是要贯彻一条原则就是避嫌。一切不是靠告发，而是要靠证据来定罪。但是，靠证据而不是靠口供，就必须学会寻找证据，这个过程就要学会逻辑推理，学会用实验与测量以及医学解剖的知识与技能来寻找犯罪证据。可惜，中国文化在逻辑推理、实验、测量与其他科学知识方面几乎完全被忽略，因此遇到类似子告亲的案件，只好作出两种极端的选择，要么完全鼓励亲人之间互相告发，要么就完全采用包庇隐瞒真相的办法。说到底还是因为中国文化在追求真相与真理问题上的能力太弱了，而这种能力的欠缺又与中国人的圣人教导是密切相关的。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实就是企图用蒙昧的方法，防止人们利用自己的心智与朴素的逻辑以及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去追求事物的原理与真相。孔子一生只讲礼，也就是讲上下尊卑的秩序，从来未曾探求过什么真理真相，相反，他还利用职权以五条莫须有的言论思想罪杀害了同僚少正卯，为杀害中国那些敢于较真，敢于追求真理的人提供了绝妙的借口，作出了一个十分恶劣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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