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年收入是教师的3倍，中国凭什么讲大国崛起?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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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月10日被国保传唤进苏州市公安局吴中分局木渎派出所，在和国保警察交流的时候，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小道消息，听完之后我的内心中充满了激动，这个消息就是“苏州一位正式在编的警察（国保）年收入高达20、30万”，这样的收入是我工作10年的高中教师年收入的3到4倍。由此我对人民警察工作的辛苦程度和重要性开始“刮目相看”，如果当局下“血本”没有高薪养警，如果没有警察和国保卖力的工作，让我们这样的“刁师”满天飞，让人民大众觉醒，给学生进行思想启蒙，多么影响社会和谐呀！

       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底蕴和文化传承深厚的大国里，知识分子历来是受到社会各界尊重和礼遇的，传统的科举选官制度也为“读书人”提供了出任公职和报效国家的途径和桥梁，这也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和发扬的制度保障之一。别的不说，就连历史上“腐朽”的清政府在1901年开始的新政中——教育改革大刀阔斧之时，在创办近现代学堂时也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待遇和社会地位。据《宣统二年正月大学堂员生弁夫等薪响草册》的记载：京师大学堂监督（相当于系主任）月薪公银180两（相当于180块银元）。教员月薪最高公银100两，多为支付德、英、法、日文外籍教员的月薪标准。最低50两，多为支付图画教员的月薪标准。当时学堂教员的待遇是同时代官府衙役的几十倍到几百倍。打个比方，一位大学教授的月收入可以在北京买一座四合院。

        到了民国 ，1911年—1949年开辟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这大师辈出的38年也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黄金时代”，第一个“黄金时代”是公元前4、5世纪的诸子“百家争鸣”时代。不少描述民国时期的书籍或文章都慨叹那个时期的知识份子，是一批有“骨气”而又“好玩”、“有趣”且学问深厚之人。他们有时如孩童般天真，而且对于世事，亦常有惊世骇俗的作为。显而易见，他们可以如此恣意妄为正是得益于民国政府的宽容。民国时期，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蒋介石治下的南京、重庆国民政府，不仅礼遇知识份子，使其成为高收入阶层，而且对于那些冒犯自己的知识份子也尽量包容。

       袁世凯开启了北洋军阀统治时代后，虽然军阀间混战不断，北京政权更迭频繁，但除了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其他军阀都表现出对民国共和政体的尊重。他们不管如何霸道，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校自治都不过多干涉，而且承认宪法，敬畏法律程序，甚至对于公共舆论也十分忌惮。比如段祺瑞，当总理时就主张新闻自由，后来虽然受到舆论强烈批评并最终下野，也依旧没有控制媒体。还有袁世凯对待国学大师章太炎的态度也甚为有趣。 1914年，民国最牛的大师之一章太炎，因不满袁世凯的独裁统治，遂前往总统府去叫骂，并砸了总统府的家具。袁世凯只是将其软禁在龙泉寺，并每月提供五百大洋作为生活费用，同时亲自手书下人八条保护准则，其中包括：“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毁物骂人，听其自便，毁后再购，骂则听之”，诸如此类的条款。

       1927年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后，继续秉持了北洋政府对待知识份子的态度。当时大学教授的薪水为400-600元（相当于现在的18000元），副教授为260-400元，讲师为200-260元，助教为100-180元。而当时北京四合院一个月的租金不过20元，北京一个四口之家，每个月60元就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上海100元就可以。因此，说当时的知识份子为高收入阶层丝毫也不过分。

        以上就是中国大陆历史教科书所描写的”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待遇，刀客我非常羡慕甚至怀念那个“旧社会”，至少我在警察（国宝熊猫）面前不会低人一等、低三下四，至少不会在学校里被国保以“非法集会”的名义带走，至少有我指点江山、激昂文字的宽广舞台和社会环境，至少我能够比衙役们腰包更足、说话更响。我想问问我那个曾经誓死效忠的可爱政党，在您治下的这个压制知识分子的警察国度里，凭什么到处嚷嚷“大国崛起”？党国您凭什么有何资格叫嚣“大国崛起”？归根结底，还些还不过您忽悠屁民、洗脑愚民的一剂春药！